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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大国有银行逐步淡出农村市场，至今留守的民间小额贷款机构被视为中国最后的“金融孤儿”。以汇丰为代表的国际资本进入乡村，对当地政府和农民来说都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不过对于那些留守乡土的金融孤儿而言，等待他们的，可能既是一股涓流活水，又是一个挑战对手。
汇丰银行进入重庆农村地区，会给农村金融带来一股清风，给农村金融带来一些变化。
11月6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市金融办负责人的陪同下，赴开县实地考察。通过考察，将决定2008年上半年在重庆设立一家村镇银行并正式挂牌营业，这将是汇丰银行直接控股的、在我国西部地区设立的第一家法人银行机构。
据媒体报道称，汇丰是第一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早在今年8月6日，其就公开宣布获准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1000万元。据悉，重庆的汇丰村镇银行的基本模式，有望沿袭湖北随州。
获知这一信息后，身为重庆市开县开发扶贫社经理的周永亮，马上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汇丰一旦落子开县，希望它能把当地民间金融信贷组织“扶贫社”吸纳进去。
乡村高利贷的现实
与直辖市同岁的开县扶贫社，曾一度被视为重庆农村金融“试验田”，它如今刚刚完成了从“试验田”到“样板田”华丽转身。回忆起来扶贫社成立的背景，开县扶贫办负责人记忆犹新。
在1997年以前，开县全县扶贫贷款的发放落实到户率仅占11%，资金回收率不足35%；而回收后的贷款又基本上用于乡镇财政周转，无法形成信贷资金的良性滚动。
不仅如此，由于农村金融资本的缺失，信贷悲剧亦时常发生。
周永亮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县英面乡一个村民为开煤窑，借了1万元高利贷，但由于产煤量小，煤窑被迫关闭。现在，这1万元的高利贷已经利滚利翻到了近5万元，没办法，夫妇俩只得东躲西藏逃债。
“开展小额信贷前，65%的有信贷需求农户都是通过举借民间高利贷从事生产经营，月利率一般为2分、5分，甚至高达10分。”周永亮说。
雪上加霜的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开县境内的金融机构也开始纷纷撤离，累计达39个网点之多。乡镇营业所、信用社从偏远的信贷服务网点收缩到中心集镇，农民贷款难、存款难、取款难越发突出，农业再生产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进一步让高利贷得逞。
在开县银监办主任李忠银看来，在农村金融领域仅存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如今也面临服务品种落后、经营状况不理想、资产状况严重恶化等问题，反而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沉重包袱。
“去年以来，农村信用社进一步启动了商业化改革，出现了从农村朝城市发展的趋向，农村金融面临的困难仍没得到解决。”李忠银说。
重庆市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何清对此观点表示支持。
何清对记者说，农村信用社虽有合作金融的名义，但至始至终都走官办的道路。随着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农信社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弱化，其本身存在一种“制度性扭曲”。
为了破解扶贫资金的管理难题并解决高利贷盘剥社会等问题，开县开始着力实施小额贷款。而随着全县实施乡镇调整、撤并以后，小额信贷机构不得不从原先挂靠的乡镇机关里迁出，走自我发展、自我创业的道路。
土生土长的“格莱珉”
1997年10月，经重庆市扶贫领导小组批准，由开县扶贫开发公司发起，在开县民政局注册成立了小额信贷机构———开县开发扶贫社。随后，按照有市场空间、有效益的原则，开县扶贫社先后在8乡镇建立起了正规的经营场所。
“我们的经营场所在当地都是单体楼，规模看上去不比正规金融机构差，在镇里是很显眼的。”对此，周永亮颇为自豪，“10年来，在运作程序和管理上，开发扶贫社以‘GB’（Grameen Bank，格莱珉银行）模式为基础，而运作资金则靠由农业银行提供的2100万扶贫资金。”
开县扶贫办负责人提供的资料显示：扶贫社面向“三农”，帮助农民发展短、平、快的种养业项目3.72万个，受益农户户均增收800元以上，帮助3.2万户走出贫困。
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位于偏远山区的开县满月村、小元村、新元村，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2005年，3个村子成为市级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示范村，扶贫社向750户贫困农户投放了小额信贷资金150万元，集中连片发展魔芋3500亩、高山反季节无公害蔬菜1500亩、药材3000亩，当年实现收入566万元。
闻名开县的养猪大户左仁发也和扶贫社有着深厚的渊源。发家前，他一直盘算规模养猪，但苦于无启动资金。扶贫社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到他，帮助他规划、算账，并鼓励支持他养猪。2000年至2007年，扶贫社先后向左仁发提供小额信贷资金6.5万元，发展生猪2100余头，纯收入12万余元。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0月底，扶贫社累计投放贷款2.2亿元，吸收发展农户12.46万户（次），项目成功率和资金回收率分别达93%和95%以上。
这些成绩至今仍让周永亮兴奋，“从那时起，我们度过了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
开县银监办主任李忠银表示，经他考察，开发扶贫社的运作模式与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其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模式非常相像。
供血不足遭遇困窘
然而，就在扶贫社发展一帆风顺之时，“供血不足”的困境却紧紧地缚住了周永亮的手脚。
2007年11月19日，村民吴修荣的10万元贷款申请放到了周永亮的桌面上。吴是一个养猪专业户，打算把80平方米的场地，扩大至600平方米，这需要资金15万元。
当吴修荣把申请交给开发扶贫社时，“如同把所有的希望都交给了我们。”
但是，周永亮并没有让吴修荣看到希望。按开发扶贫社的规定，最高贷款额度就是5000元。“这样的贷款申请，经常被分社转送到我面前，但我们都没有给予回应。”周永亮说，今年他们接到的类似这样的申请额度，累计已达到1000万元，作为一个县级扶贫社，根本无力贷出。
“我们始终无法完全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周永亮称，尽管1997年扶贫社就成立了，但仅在开县8个乡镇建立了分社。由于资金匮乏，扶贫社也仅仅能满足业务开展地区需求资金的30%左右，而要实现这一区域的全面覆盖，需要资金5000万元之巨。
“全县59个乡镇（居委会），这是多大的资金缺口啊？”周永亮感到力不从心。
开县扶贫社的困窘只是中国农村金融现状的一个缩影。
针对此，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等主管部门已经开始进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改革试点，主要模式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
2007年10月23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在“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透露，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建为村镇银行或者贷款公司这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这让周永亮看到了开发扶贫社的前景。
扶贫社迎来竞争者
周永亮曾有这样一个设想：把小额信贷建成专门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政策性机构（像农业发展银行、扶贫银行）。其运作模式是，政府给予政策倾斜和一定的补贴，将国家财政扶贫资金拿出部分专门用于农户小额信贷，变无偿为有偿。于此同时，建立制定完整的经营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真正解决贫困地区金融“真空”问题。
但是，在开县银监办主任李忠银看来，开发扶贫社目前还不是一个正规的金融机构，政府曾设想将它们变更为小额贷款公司，“当然，这还得向银监会申批，只是设想。”
但周永亮对此并不乐观，开发扶贫社如果成为小额贷款公司，还是只贷不存，还得靠自筹资金运作，“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现在扶贫社需要的是：吸纳存款，将网点扩大，提升竞争力。”
在开县各方还在为扶贫社的前途盘算之时，汇丰银行到开县考察成立村镇银行一事，则让周永亮兴奋了好一阵子。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让汇丰把我们并进去。”周永亮说。
然而，在仔细查看了关于汇丰此次考察的所有报道后，“汇丰独资”成了对周永亮刺激最大的4个字。就这意味着，汇丰不仅不会跟他们有任何的合作，而只会和扶贫社形成竞争。对于先天不足，后天供血不畅的扶贫社而言，意味着什么？死亡？
“在短期内，汇丰还不会给扶贫社造成压力。”李忠银认为，因为多年的经营，扶贫社等乡村金融机构在村镇已有成熟的，且适合当地的经营方式，任何一家金融大鳄的到来，都会有一个水土“适应期”。在这期间，本土金融机构及时作好调整，还有具备竞争力的。
对此，重庆市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何清的思考则颇为诗意，“汇丰银行进入重庆农村地区，一定会给农村金融带来一股清风，给国内商业银行带来一些思考，给农村金融带来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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