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州之得名“开州”，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唐朝的开州什么样子呢?“安史之乱”中杜甫作过一首七言诗，很能说明些问题：“前年渝洲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可见不但僻远蛮荒，而且政局混乱。

但在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态中，这样的地方却往往具各一点特殊意义。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可以历练人才。对于备受瞩目的青年英才来说，这种地方或可视为深水良港，三五年琢磨打造，一艘政坛的艨艟斗舰就可以驶向宦海波澜了。第二是可以惩戒对手。把身居高位、养尊处优的中老年政客打发到这些地方来，正可以借边地的风磨粗他们细嫩的皮肉，用穷山恶水摧垮他们抗争的意志。于是，在煌煌大唐跨越三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就有数位当红名人或主动、或被迫将命运与开州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或蛰伏于开州韬光养晦，而后一飞冲天，步入权力中枢；或从人生的颠峰蹉跌而下，栖栖惶惶走进这边邑府衙，暮听巴山夜雨，朝对潇潇苦竹，流水落花般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其间一幕幕悲剧、喜剧，壮剧、闹剧，至今还能引起我们深深的感慨。

不让武则天当皇后的杜易简（唐高宗咸亨年间一—约公元675年贬开州）

湖北襄阳人杜易简，大约是唐朝第一个因政治斗争而被贬开州，并死在开州的倒霉人物。   

杜易简本来也是一位少年才俊。《旧店书》里说他九岁能文，年龄稍长，便“博学有高名”。他的姨兄岑文本又是当朝中书令，于是顺利考中进士，并担任了殿中侍御史之职。到唐高宗咸亨四年，杜易简已官至考功员外郎。在他担任考官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一共有79人进士及第。倘若杜易简在官场老是这么顺风顺水，想必就和开州无缘了。赶巧的是唐高宗李治身边冒出了那个被骆宾王骂作“狐媚偏能惑主”的武昭仪，在朝廷重臣许敬宗、李敬玄的鼓噪下跃跃欲试，一心想当皇后。而当朝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吏部侍郎裴行简则坚决反对。杜易简很不幸站在了这些人一边，他不知道武则天当不当皇后原是皇上的家事，只有唐高宗本人说了才算，竟然写了一道奏疏去弹劾李敬玄a唐高宗李治想必是龙颜大怒，不久就找了个“恶其朋党”的借口，下～道圣旨，将杜易简贬为开州司马。一帆风顺的杜易简哪里受过这等委屈，更没想到此事会惹恼了皇上，又急又气又怕，到开州不久就死掉了。   

整个杜氏家族的官运总的来说是不畅的，杜易简遭此厄运原本不足为奇。他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主要还是他与唐朝两大文曲星的关系。一位是杜甫。杜甫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而杜审言则是杜易简的堂弟。另一位是王勃。《旧唐书》里说王勃六岁写文章便“构思无滞，词情英迈”，而第一个出来给神童戴高帽子的正是杜易简。杜易简是王勃父亲的挚友，他的口头表扬借用了《世说新语》中谢安、谢玄把人才比作宝树的套话：“此王氏三珠树也！”这句话显然给少年王勃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于后来才高八斗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表达谦辞时突然想起了杜易简，就专门在后面加了一句，说自己“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四部”尚书柳公绰（唐德宗贞元4年——公元789年任开州刺史）    柳公绰是陕西西安人，据说从小气度不凡。出生才三天，他的伯父柳子华就对人讲：“兴吾门者，此儿也!”于是为他表字“起之”。后来的柳公绰果然举止方正端严，非圣贤书不读，应“方正贤良直言极谏科”步入政坛，引起高层注意，二十多岁即升任开州刺史。当时的唐王朝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西北夷人蚕食汉族土地，开州虽处四川盆地边缘，却已与异族部落为邻，寇众常常兵临城下，形势严峻到极点。贼寇凭什么这么猖狂呢?柳公绰暗自琢磨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讨论军政事务时，有个下属站起来建议说：我们的兵力难以制衡对方，不如改“防”为“抚”吧，让他们的主帅暂代一个重要职务怎么样?柳公绰意识到此人背景可疑，不禁勃然大怒，下令将其斩首，敌军得知消息，竟然不攻自退。这样的好手段自然应当重用，不久柳公绰奉调必京，升任吏部郎中。唐宪宗李纯上台后，喜好武功，常常出外游猎，柳公绰便作了一篇《太医箴》加以讽谏，不想又挠到了瘁处，惹得龙心大悦，才一月多月，柳公绰又升任御史中丞。从此，柳公绰步入官场快车道，由观察使、节度使、京兆尹，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直到68岁去世，又被追赠太子太保，各极哀荣。   

柳公绰最受后世称颂的还是他显赫的门第和谨严的家风。柳氏治家极严，柳公绰更足率先垂范。《新唐书》中说他居丧守孝，竟然“三年不澡沐”。为督促儿子刻苦读书，柳夫人专门调制熊胆丸置于案上，让儿子品尝，一来清心明目祛了内热，二来顺带还学了一把越王勾践。《资治通鉴》中称赞柳家“清正文雅，世济其美”，在当时想必颇有一点“模范家庭”的味道。这样的家风当然是极富教化作用的，柳氏一门因此人才辈出，柳公绰本人是著名书法家，而状元书法家柳公权则是他的胞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是他的族侄。柳公绰的儿孙也非常了得，其子柳仲郢官至刑部尚书，而其从孙柳璨则官至宰相。

散骑常侍王侄与“永贞革新”（唐顺宗永贞元处——公元805j年贬开州）   

王侄出生在南方，自小家道卑微，是个说不好唐朝官话的杭州人。因为长于书法，唐德宗时担任了翰林侍书待诏，也就是卑帝的后备书法秘书。史书卜没有提到老皇帝怎么器重他，欣赏他的是太子李诵。得到一幽储君的信任自然非同小可，于是这位并非进上出身的小个子也官运亨通起来，从正议大夫、殿中丞一直作到皇太子侍书，成了皇帝接班人的亲信。到公元805年李诵即位称帝，王侄被升为左散骑常侍，随侍皇帝左右，正式成为中唐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已经元气大伤，不复盛世景象。但唐德宗李适(音guo)倒还有些作为，只是他性情急躁，猜忍多疑，重用宦官掌握拱卫京师的“神策军”，到处搜刮民脂民膏，算是开了中唐以后重用宦官专权乱政的先河，一时间民怨沸腾也就在所难免了。对这样的局面，患有风疾的李诵自然不敢说什么，私下里却有自己的筹划。他常常借着与翰林院待诏王叔文、王侄下棋、练书法的机会讨论政治改革问题。王丕与王叔文又联络翰林学士韦执谊、左司郎中陆淳、左拾遗吕温、侍御史陈谏、监察御史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一批朝士，暗暗结成了改革同盟。贞元21年，唐德宗驾崩，患了风症的李诵虽已不能言语，还是顺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唐顺宗。顺宗下诏贬皇族实权人物、道王李实为通州长史，任命韦执谊为相，重用“二王”，开始了新政之旅。   

站在今人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尽管大刀阔斧，也未免操之过急。短短数十天，代宗、德宗两朝严重盘剥百姓的官场陋规被通通革去，大批宫女被释放，教坊女乐缩小规模，朝廷理财权易手。下一个动作就要剥夺宦官兵权，裁抑藩镇了。这些措施都出台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所以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在死水微澜的中唐政坛搅起的是一股政治狂飙，带来的震荡可想而知。丢了大权的元老们，出入宫禁的宦官们，手握重兵的藩镇将军们，无不对改革恨之入骨，纷纷出招反击。而最致命的一招，是以顺宗身体差为由，议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主持朝政，然后逼顺宗退位。大树一倒，改革派的厄运随后就到，转眼问，王侄被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半个月后，包括宰相韦执谊、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屯用员外郎刘禹锡在内的其他改革派核心人物纷纷被贬出京，担任小小司马。这就是被史学家评为“影响中国一百件大事”中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当时的开州、渝州分别距长安1460里和2748里，关山阻隔，社会动荡，环境恶劣。到开州不久，王侄即死于任所；第二年，王叔文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   

在以保守著称的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和欧阳修编修的《新唐书》中，对王侄都是一片贬抑之辞。说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只会说吴语方言，掌权后收受的珍宝奇玩四时不绝，甚至专门在屋内做了个无门的大柜，只开一个放得进财物的小孔，用来收藏金银珠宝，他的妻子居然常常躺在柜上睡觉。——给这位改革家搜罗了不少“八卦”式的趣闻，极尽丑化之能事。

状元郑游与夜袭蔡州城(唐宪宗元和11年一一公元816年中状元)

郑獬，字蕴山，籍贯及生卒年不详，亦说为今福建莆田人。唐宪宗元和11年(公元816年)丙申科考，取进士33人，郑懈拔得头筹，状元及第。 

郑獬出身卑微，取状元后入仕，历任山南东道掌书记、开州刺史、金部郎中等职。 

跟历史上多数状元一样，郑嘏一生建树不大，史书对其事迹也着墨不多。只有《资治通鉴》第240卷提到了他当掌书记参与李恕攻打蔡州城的事。节度史李恕乃中唐名将，方面大员，衙门事务冗杂，他帐下的掌书记是个什么官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军区秘书长吧。按照韩愈的说法，“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宏辩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可见既为状元，还是很有些才干的。元和十二年(即公元817年)秋，李祜向李想进吉：“蔡州叛军的精锐都在洄曲，把守州城的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士卒，我们可以乘虚直捣蔡州城。等其他叛将听到消息，主帅吴元济已擒获多时了。”李恕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这年十月，李想派掌书记郑懈到郾城(唐东都洛阳附近)。秘密向宰相裴度报告此事．得到这位名相的支持。天罗地网在风雪交加中悄悄撒开，小小蔡州城一夜之间被围得铁桶～般，悍将吴元济大约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竟然被堵在被窝里一举擒获。这是郑懈中状元第二年的事。后来郑湃专门著有《骧国公平蔡录》一卷，来记录这一著名的破袭战例。近人小说《唐史演义》对此也有描述。至于郑獬担任玎州刺史的情况，因史无记载，已不可考。

一代名相韦处厚(唐宪索元和伯年一一公元818年贬开州)    刊刻于今开县凤凰山麓的“盛山十二景”诗，因被悉数收入《全唐诗》而受到关注。其实，它的作者韦处厚作为诗人，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只能屈居二、三流，而作为政治家却是一流人物。宋人洪迈所著《容斋续笔》(毛泽东生前读的最后一部书《容斋随笔》，乃其姊妹篇)，对汉、唐两朝的宰相作过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不但把韦处厚与魏征、褚遂良、狄仁杰、张九龄、裴度等少数政治家同列，而且说“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旧唐书·列传》第190篇对韦处厚生平事迹有较长的介绍，说他字德载，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本名韦淳，因避宪宗李纯的讳，改名处厚。年少时以孝顺继母出名。父母去世后，他筑庐守丧，后游历长安，博通经史。元和初年进士及第，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成阳县尉、右拾遗、左补阙、礼部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三(公元818)年，时任宰相的韦贯之被罢官，他受到牵连，贬为开州刺史。韦处厚在开州呆了三年，调回京师，升任户部郎中、知制诰、翰林院侍讲学士、中书舍人。文宗李昂即位时，提拔他为兵部侍郎，不久授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侍郎”本是副部级官员，一加上“同平章事”，即是行使宰相职权了。   

京兆韦氏，是唐代五个豪门大姓之一，官场人脉宽广，韦处厚的父亲韦万也曾担任过监察御史。凭借厚重的靠山，端方正直的为人，韦处厚十多年的京官当得很有声名。史书上称他“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计。中外补授．威得其宜”，这是说他识人、用人有些伯乐一般的慧眼。元和年间官场臃肿，人浮于事，一边是朝廷三令五申要裁撤冗员，另一边是跑官要官的成群结队围堵中书、宰相之门，而韦处厚“奏请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处之。而清流不杂，朝政清肃”，实在是果断明敏，颇有“铁腕”之风。为了规范财政，韦处厚甚至亲自撰写了《太和国计》二十卷，用来指导国家财政管理。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韦处厚任宰相仅两年，突然病逝于任上，年仅五十六岁。   

韦处厚一生著有诗文七十卷，今多散佚，仅存诗十二首，看来都是在开州刺史任上写的。

《太平广记》中提到一件趣事，说是韦处厚出任开州刺史的时候，路过一个叫鹄鸣的驿站，这里前面是汉江，后面是巴山，有个叫“清”的和尚在山上修行。韦处厚精通佛学，路过鹄鸣时顺道拜望好友段文昌(后来也作过宰相兼西川节度使)，特地向和尚请教。韦处厚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朝，这位清公答日：“一年半载，一年半载。”韦处厚又问自己最后能当什么官?清公说：“宰相。必须在江边得到。”韦处厚叉问自己死在什么地方?和尚不回答。等到韦处厚调回京都时，刚好三年时问，应验了“一年半载”加“一年半载”的说法。韦处厚弄不明白在江边得到宰相是什么意思，等到唐文宗在江邸即位．第一个提拔的就是韦处厚，才知道清公的话又应验了，于是修建一座清公塔，并刻石记录了这件事。

宰相宋申锡与铲除权阉（唐文宗太和5年一一公元831年贬开州）

王侄死于开州后二十五年，又有一位宰相遭政敌暗算，被贬为开州司马。对手似乎对多年前的“永贞革新”印象颇深，刻意要像当年修理王侄一样，箕小皇帝身边的新红人于死地。结局果不出所料，这位受贬者又死在了开州任所——他，就是唐文宗时代的另一个宰相宋申锡。   

宋申锡，字庆臣，少年时死了爹，家境清贫。进士及第后，做过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起居舍人、礼部员外郎、翰林侍讲学士等职，仕途一帆风顺。公元826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改年号太和，任命宋申锡为户部郎中、中书舍人、知制诰，出任翰林学士。当时宦官势力早已崛起，太和初年尤以权阉王守澄最为专横，招权纳贿，无人能制。文宗本是个十七、八岁的翩翩少年，也是王守澄扶上帝位的，即位几年后渐渐感觉到宦官势力过于强盛，而像韦处厚这样的治世能臣又死得太早，便与宋申锡密商对策。宋申锡建议慢慢行事，除掉王守澄。年轻的唐文宗看中了宋申锡的沉厚忠谨，想依靠他谋大事，于是擢升他为尚书右丞，不久又加同平章事，行使宰相职权。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文宗与宋申锡、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谋诛杀王守澄，机密不幸泄露。王守澄指使党羽诬告宋申锡与漳王李凑谋反。文宗李昂毕竟年轻，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竟对王守澄的谎言将信将疑起来。趁文宗举棋不定之际，王守澄派二百人马要杀宋申锡全家，幸得飞龙使马存亮阻拦才作罢。随后宋申锡被贬为右庶子。满朝文武都不信位极人臣的宋申锡会谋反，却没有多少人敢为他呜冤。不久，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再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受株连判死罪和流放的几近百人之多。

太和七年忪元833年)七月，宋申锡死在开州，唐文宗有所醒悟，下诏允许宋申锡归葬故里，以示宽恩。又过了三年，这桩冤案彻底平反，宋申锡恢复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追封上柱国，赐紫(即赐紫衣，是一种政治礼遇)，兼赠兵部尚书。而可笑可叹的唐文宗，因错过了铲除宦官的最佳时机，几年后被日益坐大的太监势力挟持，在“甘露之变”中沦为政治傀儡，失去人生自由，直至忧愤而死。死前他慨然长叹：人家受制于权臣，我竟受制于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