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来负面冲击还是正向效应？

气候变化问题，因科学事实而缘起，因国家利益而纷争，因国际政治而彷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其实不会对“巴黎气候进程”带来颠覆性的破坏，反而可能有助于增进国际气候进程的其他引领者、中坚者、协力者和参与者的共识，强化立场。

从《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巴黎机制”看，其特点在于“稳”，没有急于求成的强制目标，没有针对不作为的惩罚要求。其远景目标是：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高于2℃，并探讨不高于1.5℃的可能性；中期目标是：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近期目标是尽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

可见，《巴黎协定》的目标明确，但实现时间是有弹性的。各缔约方没有法律约束性的承诺，只有自主决定的贡献。因而，《巴黎协定》从执行层面上讲，似乎不存在“存”“废”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巴黎气候进程”不可能逆转。

国际社会看重美国，希望美国能够担当起“带头大哥”的作用，推进“巴黎气候进程”；对于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人们普遍表现出失望、无奈、困惑，甚至愤怒，但人们所担心的5个负面影响也正是5个正能量所在，对推动《巴黎协定》更加有力。

担心之一：国际政治意愿要动摇？

尽管美国在《巴黎协定》排放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于“京都时期”有所弱化，但还是历史累积的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当前乃至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第二排放大国。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绝对强势地位，美国的技术优势，在全球处于总体领先地位。因此一旦美国动摇，人们自然认为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政治意愿的弱化。

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随后在2015年纽约联合国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再度发表联合声明，强力推进《巴黎协定》的达成；2016年9月，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20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批准文书，促成《巴黎协定》的生效实施。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是“伞形集团” 的“首席代表”，那么“伞形集团”其他成员国(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否也会如同“京都气候进程”一样，步美国后尘？

在2017年5月的G7峰会、6月的G20峰会上，关于气候变化和《巴黎协定》，与会国形成泾渭分明的6对1、19对1格局，美国的“特立独行”，并没得到任何“盟友”的点赞和参与，表明美国退出的孤立和世界团结推进“巴黎气候进程”的状况。

担心之二：资金会出现大缺口？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资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气候脆弱性强，资金内生能力弱，资金对外依存度大。一旦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预期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缺口，必将阻碍“巴黎气候进程”。

这一担心是现实的，然而换一种视角会发现，资金并没有那么重要。

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达国家表示其国际发展援助支出不低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经济体量较小的北欧国家外，体量较大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兑现其政治承诺。

中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没有依靠多少援助。而且，即使是气候变化资金承诺兑现，也不可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巨额需求。特朗普的退出，正好给了犯有“资金依赖症”的国家一记猛棍，使他们开始认同“丢掉幻想，脚踏实地，撸起袖子，行动起来”。

担心之三：美国不作为了？

美国经济体量大、人均碳排放高，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必然会对“巴黎目标”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不仅拒绝提供支持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对国内也废除了许多减排的政策，减少了经费支出。影响是显然的。

然而，如果实际考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担心自会消解。从历史而言，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仍然在低碳道路上前行，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处于下降通道。美国从1990年代的人均碳排放二氧化碳超过20吨/年，减少到2016年的人均不足16吨/年，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某些政策调整而终止。

从现实而言，低碳是大势所趋，是竞争力所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不可能主动放弃其优势的竞争地位。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来，许多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表示仍会继续低碳行动。

担心之四：低碳技术发展步子会慢下来？

研发投入具有时滞效应，也具有不确定性。因而，许多国家拿出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补贴。例如风电、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纯电动汽车的补贴、低碳建筑的政策优惠等。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削减支持研发的财政投入，则可能滞缓低碳技术的演进。

但从某种角度上，政府的财政投入多“有心栽花花不开”，而企业的自主研发则“无意插柳柳成荫”。美国的特斯拉纯电动汽车，并不是靠政府财政研发投入推出的。《巴黎协定》目标所给出的巨大市场预期，已经形成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投资商、企业家和社会，大力投入低碳技术。

担心之五：气候治理没有“带头大哥”了？

人们在意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强势。但是这种格局在变化，美国的能源消费处在下降通道。

世界能源的消费格局中，美国从1970年代占世界总量的29%下降到现在的16%；美国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也从1960年代的40%下降到2016年的25%左右。

而同期能源消费占比，中国则从7%上升到23%，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也从不足5%提升到16%左右。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地位，处于上升通道。这样，不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是否已做好准备，都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

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虽不可能取代美国，但与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也会表现出责任担当，不会让“巴黎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更不会自行终止。针对特朗普要重新谈判的姿态，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一口回绝。因而，国际气候治理架构会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弱化。

中国的角色：积极引领，有限担当

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官方在内，都有一种声音呼唤中国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空缺，中国国内也认为美国退出给了中国机会，中国应担当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而笔者认为，中国应发挥“积极引领，有限担当”的角色。

中国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思维，但是立场坚定，贡献有力，走在前面，具有引领者地位。中国的领导者地位不会是去主导，更不会寻求垄断。即使是经济、政治、军事具有垄断和主导地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也不可能承诺资金、技术和“大跃进”式的减排目标，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必要在资金、技术上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空缺。

中国作为气候进程引领地位的领导力，可以借鉴美国，授之以道为要，授之以渔次之，授之以鱼再次。授之以道，主要是开导转观念、转方式、自主创新。关键是价值理念和市场机制的构建。即使对于发达国家，《巴黎协定》也没有明确规定有法律约束意义的“绝对”担当。不论是减排目标还是资金贡献，不仅具有资源属性，而且具有市场属性。例如资金，就包括了私营企业的参与和贡献。

推进“巴黎气候进程”，中国的引领地位不可或缺，但也不可急于求成，只能有限担当，顺势作为。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院院刊》微信公众号，改编自该刊2017年第9期《负面冲击 正向效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分析》。作者潘家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